采访对象：林爱枝，1940年2月生，福建永泰人。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68年在四川成都新都机械厂工作。1970年到福建日报社工作，先后任编辑、福州记者站站长、总编辑助理、记者处处长、编委。1989年任福州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。1995年调任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局长、党组书记、版权局局长、出版总社社长。2008年退休。

采  访  组：邱  然   陈  思   黄  珊

采访日期：2019年6月11日

采访地点：福建省西湖大酒店

    采访组： 林爱枝同志，您好！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，您任福州市委常委、市委宣传部部长，请您讲讲你们工作上的交集。

    林爱枝：1989年夏天，我到福州市任市委宣传部部长。半年以后，习近平同志来福州任市委书记。上任伊始，他就同市委班子里每一位同志都一一谈话，了解各人负责领域的工作情况。他找我了解福州宣传工作的情况时，我说：“习书记，我刚来半年多，对工作了解得也不是太细，只能说说大的方面和目前存在的比较明显的短板。”当时福州市的底子比较薄，全市每年的宣传经费只有7万元，作为沿海省会城市，甚至没有一份完整的机关报，等等。

听了我的汇报，习书记耐心地说，我刚从宁德来，宁德是比较落后的地区，福州作为省会也不见得很好。目前我首要的工作是抓经济工作，对宣传工作也要抓，但可能抓得没有经济方面多，宣传工作的重担就都交给你了。咱们定个规矩：你在年初定个全年的工作计划，然后上常委会讨论通过，后续工作就按照讨论通过的来做。在工作中有什么重大事项，你觉得有必要上常委会研究决定的，就随时告诉我。也就是说，任何工作，无论有多大困难，分管常委都要先克服，实在解决不了的你随时找我，我会帮助你。这就叫“年初得令而去，年终交令而来”。

习书记的态度很诚恳，讲的话也很实在。听了他这一番话，让我心情大不相同。在感到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的同时，更多的是激发出了工作的热情。上级领导给予我充分的自主权，放手让我做工作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干好呢？！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我放心地投入到工作中。

原本我以为习书记真的是不怎么管我，由我去折腾。后来我发现，他那么说，是为了让我鼓足劲头，勇于担当。真到了工作中，只要我有事找他，向他请示、请教，他即使手头很忙，也都会热情地帮助我，身体力行地启发我做工作，帮我解决问题。

    采访组： 后来您又向习近平同志补充汇报了宣传工作的情况了吗？

    林爱枝： 是的。我回去做了功课，专门找了一个时间向习书记汇报了福州市宣传工作的基本情况，直言不讳地谈了工作中一些问题，这次谈得比较细。

举例的时候，我就拿我熟悉的报纸来说了。我说，作为省会城市、开放城市，福州至今没有一张像样的机关报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现有的《福州晚报》尽管是市委机关主管主办的报纸，但办得不够大气，搞得像个小报，给人印象很不好，省会城市的机关报怎么能办成这样呢？这是市委宣传工作的一个短板，现在应该考虑扩版、增加栏目、充实内容。否则，就和省会城市报纸的地位不相称。

我说：习书记，之前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，《福州晚报》不仅要扩版，风格也要有所变化。我们应该坚守党报的性质，同时也要具备一些晚报的特点，这样我们就更能贴近群众生活，为广大老百姓提供知识和服务。

习书记听了我的思路很高兴。他说：对，就这样做。你分析的都符合实际。福州是省会城市，现在又面临改革开放的新形势，各方面工作都应该紧紧跟上，和省会的新时期新任务相配合。扩版考虑得很好，应该适时提上议事日程。你们先研究出一个详细方案，到时上常委会讨论决定，再进行实施。

很快，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《福州晚报》扩版的决定。于是，这件事就列入了市委的重要工作日程，成为市委宣传部的重点工作。消息在晚报社传开后，全社上下热情洋溢，大家都认为这是《福州晚报》发展的新开端，都希望自己能为报纸更上一层楼出一份力。于是，如何做好报纸的扩版工作成为热门话题。报社的同志们时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大家在一起议论的、争论的都是扩版工作，提出了不少好主意、好办法、好建议。切磋业务、提高自身能力成了报社同志的自觉言行。扩版，成为激发大家积极性的良好契机。

每当扩版工作遇到重要关节和难题，我就及时向习书记汇报，请他定夺。习书记总是不辞辛苦，亲力亲为，和我一起对每一个版的特点都进行仔细分析。习书记对我说，报纸是面对读者的，在改革开放年代，在市场经济形势下，必须以报纸本身去赢得读者，也就是说，扩版后的报纸要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发行手段，尽力适应市场，提高报纸自身质量，让读者愿意订阅。他还说，《福州晚报》所担任的机关报任务，就由一二版全权负责，这两个版面必须有质有量地担当起来，及时地、充分地传递市委、市政府的重要信息和工作部署，让全市所有单位工作有指向，让全市人民了解全市的工作情况；其他各版，则要按各自的业务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，让读者翻开报纸就能找到自己喜欢阅读的内容。同时，整张报纸风格要和谐，有趣味性，有知识性。

习书记还针对体育版提了个建议。他说，我们报道全国性的重要赛事，自然要及时、准确，避免疏漏，但在此基础上，也不要只是讲干巴巴的结果：这个运动员得了冠军，那个运动员得了亚军。我们也要把平时教练员艰苦奋斗、运动员刻苦训练的故事挖掘出来，展现给读者，这样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。

另外，习书记还建议我们开设一个理论版。他说，一个机关报，没有理论支撑，这个报纸的分量是不够的。好的理论文章可以提升晚报的学术水平，也能提高党员干部学习理论、运用理论的兴趣和能力。

关于我们计划的“兰花圃”副刊，习书记出谋划策说，你最好找几个知名的作家来当副刊的“台柱子”，把作品的水平带动一下，增加可读性。这样一来，大家看了你的副刊，才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坚实的阵地，有利于进一步培养我们的通讯员、专栏作家。

    采访组： 扩版后来进行得顺利吗？扩版之后的效果如何？

    林爱枝：我们当时扩一个版要投入两三百万元。关于这些问题，习书记很痛快地说，你去做就是了，怎么想的就怎么做，有困难来找我。习书记这么支持我，让我很激动。我干脆地说，好的，习书记，我马上进行扩版筹备！

《福州晚报》在1991年1月开始扩版，扩版完成后，报纸的各项工作都有序开展。《福州晚报》从那时起正式形成了“党报性质，晚报特色”的办报方针，这在当时的全国晚报家族中是独一无二的。《福州晚报》的办报宗旨是：宣传党的基本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；反映社会特点，反映侨乡、对台、文化名城特点等。办报思路是：立足福州、辐射八闽、面向全国、放眼世界，融思想性、新闻性、服务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为一体的开放型机关报性质的晚报。编辑方针是：宣传政策，准些再准些；反映现实，快些再快些；传播信息，多些再多些；联系群众，近些再近些；珍惜笔墨，短些再短些；版面编排，精些再精些。

我们积极采纳习书记的建议。如“兰花圃”，我聘请名家为我们写专栏，以提高质量，像秦牧、郭风等知名作家都给我们定期供稿，使文艺副刊的作品文学性更强，水准更高；同时我们还广交作者，丰富稿源，上海、吉林、天津、江西、四川、山东等都有作者投稿。如体育版，读者面广，讲究新闻时效，及时报道各种赛事情况、体育活动动态。不仅报道赛事结果，还积极反映运动员、教练员的精神面貌、赛场风格、吃苦耐劳精神等等。

《福州晚报》还首次设立了文艺评论专页。都说创作与评论是文学事业的两翼，如果有一翼软弱无力，那是飞不起来的。因此，我们在这个专页上组织本省社科院、高校及全省文化工作行业的文艺评论工作者评介本省作品，也推介在全国有影响的作品，借以提高专版的质量，也提高读者的阅读欣赏水平。

第一次扩版后，《福州晚报》赢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奋起直追，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报发展成为全国晚报家族中成绩名列前茅的一员。

《福州晚报》顺利扩版，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经历了这件事，我们对习书记更是刮目相看了。他对宣传口工作的熟悉程度，他对办报办刊有如此清晰的思路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其实，地方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，只要领导干部有一个完善的大局观，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，各项工作的目标有一个统一性，那么他就能对各个部门的工作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。

    采访组：《福州晚报》二次扩版也是在习近平同志鼓励之下推进的，请您讲讲这个过程。

    林爱枝：《福州晚报》1991年初正式开始扩版期间，报社的硬件和人员都要适应一个大报的要求，显得非常局促。报社的编辑部就那几间小小的办公室，印刷厂只有那一点点地方，厂房不够用，还借用了农委大院一块地方。

1992年春天，《福州晚报》扩版后顺利运行了一年多，各项工作进展都很顺利。我觉得办公条件的问题有必要跟习书记反映一下。于是，我找了个机会对习书记说，现在报社的编辑部、印刷厂地方太小了，办公和印刷条件都不行，扩版以后跟不上形势了。以后给报社盖个楼才能解决。您有空可以去报社看一下。习书记爽快地说，好，我去看。

很快，习书记就抽时间去报社考察。他看了办公空间、厂房，确实是捉襟见肘。他对我说，我了解情况了，很快给你答复。

不久，我跟习书记出去检查卫生城市创建，途中他跟我谈起工作的事。他说，你们不是一直申请要盖晚报办公楼吗？好，我同意盖楼，但有个条件，就是你要进行第二次扩版，这样我就批准给你盖楼。咱俩交换。

我听了以后大笑，说：习书记，原来你打这个主意啊！

习书记说，是啊，最迟明年，《福州晚报》就要考虑再次扩版，不要等形势逼迫我们了再手忙脚乱往前赶，那样工作就滞后了。

我说，习书记，您的指示我记住了，我回去马上跟晚报商量一下，尽快向您汇报。

那时我的心情比较复杂，也有点儿矛盾。习书记指示《福州晚报》二次扩版，说明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，对晚报的发展无疑也是好事。但我高兴的同时，也觉得压力太大了，第一次扩版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，上了一个大台阶，费了大力气，搞得满头大汗，再搞第二次扩版，发行、经营都会面临更大压力，我很担心连续扩版会力不从心。

我下来就找晚报两个老总商量，他们也不像第一次扩版时那么热烈响应了，而是有所顾忌。连续两年扩版，发行压力比较大，现在还不像以前，亏本了财政会给补贴，我们扩到多大，就要做多大的生意。之后，我又跟宣传部副部长研究了一下，他也不好说什么。他说，习书记提出来了，不扩行吗？我说，习书记既然提出来了，自然有他的考量。究竟扩版有什么好处，不扩版有什么坏处，我们都分析清楚，自然就能作出决定了。

我考虑得差不多了，又找习书记谈。习书记耐心地给我讲：《福州晚报》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日刊报纸，如果版面不够多，就难以给市民提供够用的资讯，资讯量的高低又直接决定读者对报纸的需求，报纸不扩版，经营工作也上不去。现在，福建省的经济马上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，福州作为省会城市更是一马当先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很快就会和过少的版面承载量形成矛盾。所以，未雨绸缪，先行一步，是大有必要的，能给未来争取到做大做强的空间。同时《福州晚报》所承载的宣传作用，也会在扩版的过程中有效地发挥出来，无论算政治账还是算经济账，扩版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你报纸的规模扩大了，人员规模、办公场所自然也要扩大，我给你盖大楼是顺理成章的事。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

习书记一番话令我茅塞顿开，我当即说：习书记，我明白了。那咱俩就说定了，你盖晚报大楼，我去组织二次扩版。

习书记还指出，二次扩版，怎么扩，扩什么，也要认真研究。要在突出党报性质的同时，着力增加信息容量，不断改革版面，争取把晚报办得更活泼、更有特色、更具可读性。

1993年1月，《福州晚报》进行第二次扩版，改成对开8版的大报，同时又增办了一些栏目和专版，有了读书版——“三味书屋”，还有“世象观园”“科学与生活”等市民喜闻乐见的版块。这次扩版，不但容量扩大了，报纸质量也提高了，更有利于在报业市场中增强竞争力。二次扩版一年，《福州晚报》各项工作顺风顺水，大家干劲足，心情好，整个报社一片兴旺景象。

在第二次扩版一周年座谈会上，与会者了解到《福州晚报》自费订阅率占43%多，都很振奋。也就是说，作为一份市委机关报，《福州晚报》有43%是读者自费订阅的，这在当时全国众多机关报中是一个很高的数字。这么高的自费订阅率是怎么来的？福建日报总编辑、我的老领导林振夏一再问我这个问题。其实，也没有什么独门秘籍，我就是按照习书记确定的方针进行了报纸风格的转变，党报性质不变，一版和二版传达市委、市政府的重大工作部署，如果一二版不够用，就再占别的版。其他各版就按照晚报特点来办，这样就丰富多彩了——有历史，有文学，有体育……报纸把党的机关报和群众生活报结合起来办，不要求每个版面都像机关报那样严肃呆板、不苟言笑，而是该严肃的严肃，该笑该喊也可以尽情挥洒。这样，一报在手，读者既不觉得沉重，也不觉得肤浅；既可以了解党和国家大事，又可以读到自己喜欢的内容。内容有趣有益，贴近群众生活，人们自然愿意花钱购买和订阅，自费订阅率高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

这次扩版还锻炼了整个报社队伍，客观上给采编人员一次展示自己、提高自己的机会。随着扩版，几位中层干部进入社一级领导班子，还有一批业务骨干也成了独当一面的中层领导。如今，他们都成了全市新闻媒体的顶梁柱。

二次扩版成功并取得丰厚成果后，我深感习书记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。他眼光长远，做事果断，为《福州晚报》支了妙招，盖了大楼，也为《福州晚报》的未来发展争取了主动。

    采访组：福州市电视台也是福州市宣传工作一个重要阵地，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对电视台工作的指导和支持。

    林爱枝：上世纪90年代初，福州市的电视宣传很薄弱，经费匮乏，设备短缺，人手不够。一般情况下，省会电视台每晚必播的15分钟新闻节目，福州市一周只能播4天，还有3个晚上空着，因为没钱，一周连45分钟的新闻节目都没有能力录制。如遇突发事件，更是捉襟见肘。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91年18号台风来袭的时候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纷纷赴第一线指导抗灾，电视台的设备倾巢而出，进行现场报道。台长对我说，万一有一台设备“罢工”，我就得去借机器了。

我向习书记汇报这个情况，他问了许多具体问题，最后问我：“怎么解决？”我说：“政府要投资一笔钱。”“要多少？”“要300万。”这个数目作为电视台一个重要项目的投资，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，但对当时福州市并不宽裕的财政来说，还是很大一个数目。

习书记说：“这样，你拟一份计划，打个报告给市委，咱们上常委会研究。”

我让电视台收集许多资料，特别是华东各省电视台的规模、节目的设置等等，资料几大摞，看得我头晕脑胀。后来我突然想到：这次会议为的是解决新闻节目每日全部制作播放的问题，既然目的明确，就应该进行逆向思考：全国的省会电视台每晚新闻栏目不能全部制作播放的有几个？我问了电视台负责人，回答是3个：拉萨、西宁、乌鲁木齐。

在市委常委会上，我讲了福州电视台目前的尴尬现状，我们作为沿海城市、省会城市、开放城市，电视台的规模无法与形势任务相匹配，只能与人口少、基础设施薄弱、地处边远的西北三省比肩。

习书记说：“我看这事就不要多讨论了，很明显的问题，条件跟不上，工作难免后进。给你钱，就这么办吧。”

    采访组： 当时福州市电视台的行政级别是不是设置得也很低？

    林爱枝：是这样的。不过，这个问题习书记也积极帮助解决了，不仅是电视台，还有福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、福州市新华书店，一共三个单位解决了级别设置问题。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权宜之计，而是有长远意义的大好事。

那个时期，福州市电视台、福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向我反映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，他们参加全国各大省会的会议，根本不敢坐前排，也不敢像其他市的台长、所长那样积极踊跃接会，因为外省同样单位的级别都是处级，他们的行政级别只是科级，没有办法按省会规格办会。也是因为矮了人家半截，连对等交流都很难，很多好的机会就白白浪费掉了。

这是个我从未遇到的新问题，只好先回答：“没关系，下次去开会就积极接会，回来后市委宣传部帮你们办。”

不久，福州市新华书店经理也来向我反映，之前新华书店属省委宣传部领导，是副处级单位，到福州市管辖，就降为科级单位。他们也想接办全国省会店经理会议，但全国总店经理先行来榕考察后，摇摇头说：“你这里各方面条件都够，特别是营销这一块，成绩很突出。只是级别低了，我能替你们邀请哪一级的领导来出席会议呢？”结果，会议没办成，经理气得一晚上没睡好觉。

这些反映也让我睡不好觉了。我想到，机构级别也是一种工作条件，应该予以解决。绝不是大家不安分，争什么待遇。而且，这些单位每次参加全国会议回来都会说这个事，要求解决的呼声越来越高。

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把这个问题向习书记作了汇报。习书记的回答着实让我始料未及，他说：“只要对工作有利，又不违反政策，你就放手去做，我都支持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愣了好一会儿。我事先考虑好的，准备说服习书记的那些话统统都用不上了，原本以为需要费一番唇舌的事，习书记居然在几分钟内就给我搞定了。这种得到上级理解、支持和信任的轻松、愉悦，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。什么是担当？这就是领导干部的担当。

得到习书记的支持，事情办起来就一帆风顺了。后来，我与省市人事部门磋商，为五个单位要么恢复了级别，要么升了级、定了级，为他们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条件。

    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非常注重文艺事业的发展，也积极推进了文艺团体的制度改革，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。

    林爱枝：我们福州有几个“吃皇粮”的文艺团体，分别是闽剧一团、闽剧二团、歌舞团、曲艺团等。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，他们是常年吃不饱的，只好接一些民间的演出合同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就时常和市里组织的演出时间冲突，导致每年的宣传任务都不能完成。有两次，我给团长打电话，让他们立即组织人回来完成市里的任务。他却说，部长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回不来，我们跟人家定的合同，才演了一半，怎么回去呀？

针对这个问题，我找习书记请示：我们能不能给福州这些演出单位制定一个地方政策，我们给足他们基本口粮，让他们能够完成市里布置的任务。在保证市里任务的前提下，再放开让他们对外经营。

习书记对这个问题很重视，他几次亲赴演出单位调研，和团里的领导、“台柱子”都进行过认真细致的谈话。那几次去调研，习书记都是直接去的，没有找我陪同，也没找任何人陪同，他熟悉的事情不用人陪，他也不搞那个“花架子”。团里的领导还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习书记来了。”言外之意是你还不快来陪同？我说：“习书记的作风你是清楚的，你们有啥说啥，想说啥说啥，充分汇报。”

调研过后，习书记把我叫去，对我说：你说的问题我都了解了，你说得对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们把文艺团体的“地方粮票”增加到“四菜一汤”。此外如果再要增加“一菜一汤”，就让团里自己去挣。就这样，习书记干净利落地把事情解决了，完成了机制改革。

以后，文艺团体每一年的基本工资都得到提高，日常生活不愁，就有时间担负起市委、市政府的宣传任务，同时也适当承接一些民间演出合同，那些收入全部由团里自己分配。以后我再给团长打电话让他们完成市里的宣传任务，他就不会再推诿了，积极优先地为市委、市政府服务。

我们福州这几个演出团体后来发展得非常好，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。那段时间，那几个演出单位的工作氛围完全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。我们承办了全国第三届戏剧汇演，福州闽剧团荣获了全国的文化大奖，几个主演、创作者也分别获得了各种荣誉，还得了文华奖、梅花奖，使福州市的文艺事业迈上一个大台阶。

    采访组： 请您再简单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市委工作时有哪些特点，对您有哪些启发？

    林爱枝：习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沟通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是非常讲究方法的。他老成持重，沉稳干练，在会上非常讲究与班子成员沟通的方法。有的时候，常委们因为一个工作问题会争执得很厉害，但习书记从来都是不急不躁，有理有据地分析问题。实在争执不下的时候，习书记会主张先把事情放下，搁置争议，后面经过进一步调研再作出决定。但他这绝不是“和稀泥”，而是让有意见的双方下基层调研，把事实调查清楚，把问题摆在明面上，把怎么开展工作分析透彻，下一步工作自然就有了方向。

我作为市委宣传部部长，在习书记直接领导下工作了5年时间。我很佩服他的一点是，宣传口方方面面的工作，习书记始终都很关注，始终都全面掌握情况，所以我有时也就“偷懒”，不会什么事都给他作详细汇报。遇有重大的事情，我才会向他请示。而且，每一件事只要我事先做好了功课，考虑透彻、条件成熟、合情合理，习书记肯定很痛快地就答应，全力支持我把事情做好。

在习书记的直接领导下，我做的工作比以前多了几倍，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心。我从一个抵触当宣传部部长的人，成了一个主动工作、热爱工作、以做好工作为最大快乐的人。那几年，也是我进步最快、成绩最好的几年。

直到今天，我仍然很感慨：有一个全力支持你，为你着想，帮你出主意，为你担当，同时又鼓励你担当的好领导，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件事。

    采访组：您和习近平同志共事多年，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同我们分享吗？

林爱枝：有一次，我把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放在罗源县开。我对习书记说，全市的宣传工作会议，您是不是要参加一下？习书记很痛快就答应了。

那天，我们赶到罗源县，开完会吃晚饭的时候，习书记跟我们宣传部的几位同志一起聊天，我们谈到了知青生活。大家都知道习书记当过知青，就问起他这方面的事。习书记笑笑说，人家当知青是敲锣打鼓送去的，而我是逃出北京的。

当时，国内正在流行几部关于知青的电视剧。我说，习书记，近期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您看了没有？习书记说：有一点了解，你觉得这些电视剧拍得怎么样？我说：我感觉这些电视剧没能反映当年知青生活真实的情况。因为我家里也有人当过知青，据我了解，知青生活不一定都是消极的，绝大多数地方的当地老百姓都是友好的，但是电视剧集中反映矛盾，反映冲突，这就太片面了。习书记点点头说：是的，我的看法也是这样，如果知青和农民兄弟姐妹之间全都是矛盾，日常生活都是阴暗面，我们知青就成长不起来。真实的情况是，绝大部分当地老百姓对知青都是非常爱护、感情深厚的。如果我来写我的知青生活，肯定比别人写得好！我说：习书记，那你写啊！习书记笑笑说：我现在哪有时间？留待以后吧！

还有关于彭丽媛的一件小事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一次，我安排福州市电视台拍了一部对台宣传的艺术片叫《榕城月》，里面有一段需要女声插曲。我当时综合考虑了很多艺术家，决定请彭丽媛来帮我们唱，我没有跟习书记打招呼，就直接邀请了她。很快，习书记把我找去了。他问我，听说你要找小彭唱电影插曲？我说，是啊，怎么了？习书记说，不要吧，这不合适。我理直气壮地说，我觉得很合适。我是按照影片的风格、音乐的风格，还有彭丽媛对女高音的驾驭能力等几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选她的。当今，歌坛女高音谁唱得过她？这是业务问题，并不是因为她是你夫人才选她的，这个事和你没有关系。习书记一时语塞，竟然没法反驳我。我说，习书记，这个片子就得找她唱。没别的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

彭丽媛很快就抽时间赶到福州，为影片演唱歌曲。到录音棚去录制的那天，习书记正好带人乘中巴下乡调研去了，他的专车就在那里闲着。但彭丽媛说，我不用他的车。我说，你这是给市里工作，也不能用吗？彭丽媛说，我还是用你的车吧。于是，我就把我那辆又老又旧的“老爷车”调过来，送彭丽媛去了录音棚。

那次录制过程中，彭丽媛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为电影出色演绎了歌曲，但她应得的报酬却一分钱也没有收。她说：福建是近平的第二故乡，我为福建做点事是应该的。

还有一年，彭丽媛来福州探亲，我和她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。路上，她和我聊天的时候，提到想放弃艺术生涯，调到福建来工作。我说，你现在发展得这么好，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？彭丽媛说，我还是想过那种相夫教子、平淡如水的生活，现在两地分居，这样奔波实在太累了，大量的时间都垫到铁轨下面、撒到天上了。我劝她说，还是先别着急作这个决定吧，舞台对你来说至少还有十几年的辉煌，真到了告别舞台的时候，也许你跟习书记都调到北京去了。

当时讲出这个话，并不代表我能预见到未来，而是代表着我们大家对习书记的一种期望。当年与习书记共事的同志、朋友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：习书记将来的发展肯定不会局限在一个市、一个省，他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，他有能力为党和国家担当起更大的责任。

我很高兴在20年以后亲眼目睹这个美好的期望变成了现实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指出，责任担当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。他当年在福州就是这样说、这样做的，今天我们再听到这样的话语感到十分熟悉、无比亲切。